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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的读音

  编者按在中山大学,人文学院的老教授给学生上课,每每讲述某个专业在本校的渊源和发展时,会很习惯地说一句,如果不是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本专业的研究成果绝不止于此。但是,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带来怎样的影响,教授们往往欲言又止,亦没有书籍对此进行记载。

  而今一甲子过去,编者惊喜地发现,杂志《看历史》6月刊对此历史事件作了较完整的回顾,通过“1952:中国大学的死与生”、“中国大学的暴风骤雨”、“消失的一代法学精英”、“一分为八之伤”、“最后的燕大”、“潘光旦:救救社会学”、“人民的大学”七部分内容,讲述了政策的缘由,院系调整对大学、学科、个人命运的深刻影响等等。在这大学毕业生踏入社会、大学新生即将入校的时候,编者摘编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2012年,中国有数十所大学迎来了他们的60周年校庆。这一切,都源于1952年中国高校的院系大调整。

  在1950年6月8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苏联专家阿尔辛杰夫认为,中国以前的大学体现的是半殖民地的依赖性,把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一般的自然、历史、文学以及所谓的社会学,这对帝国主义有利。而照苏联的经验,十月革命后,苏联的高等学校不再是培养“大而无当”的博学通才,而是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工程师、医师、教师、经济学家、农业专家、统计专家、采矿专家等。中国此时也面临同样的任务,那就是按照专门化的方向发展。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高等教育确立了“以苏为师”,按照苏联模式重建高教制度的方向。正是按照这个方向,中国在1952年开始了激烈的院系调整。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著名的一些高校被拆分,所有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都遭到裁撤或改造,在1952年的开学季,成批的旧大学和它们的故事,成为讳莫如深的历史记忆,成批的新大学和新兴工学院成为新时代的骄子它们都是人民的大学。

  通过模仿苏联高等教育思想,一整套新的高等教育学术体制建立了。从1952年到1953年,综合性大学从55所减少至14所,工学院校由28所增至38所,师范院校从12所增至33所。到1957年,全国高等学校共设置专业323种,其中工科就有183种,学生数也由1947年的17.8%上升到1957年的37%;而文科、政法、财经各专业比重急剧下降,1947年文法商科在校学生占大学生总数中的47.6%,1952年则降到22.5%,1957年又降为9.6%。中国成为世界上综合性大学和文科在校学生教育比重最低的国家。

  基于经济主义视角、实现工业化的热望,院系调整使旧的“通才教育”为新的专业教育所替代;学问被急用现学所替代;科学家被专家所替代;抽象而广博,被具体和单一所取代;教书育人的学校成为制造实用工具的工厂。

  在这种主流意识之下,中国的高等教育传统从此断裂,它的后果是明显的:20世纪上半期形成的民国学人群体、治学精神和学科生态拆分瓦解;全新的知识分子与国家、大学与社会、政治与教育、学术和道德的关系逐步确立。

  1948年,国立中央大学已超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在的东京大学),排名亚洲第一。数年之后,新的南京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肢解,“五痨七伤,断腿残足,人走楼空”。

  自1902年两江总督张之洞等人创办南大的前身三江师范学堂起,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几次更名,这所学校于1928年正式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以下简称“中大”),成为民国时期最重要的高等学府。

  抗战期间,中大所得的教育经费,是当时另一名校西南联大的3倍。处民国时期首都、陪都的“地利”,加上历任校长励精图治的“人和”,使得中大的发展蒸蒸日上。

  1946年9月,中大东迁,在南京四牌楼原址复校。复员后的中大拥有7个学院37个系、6个专修科、26个研究所,是当时国立大学系科设置之最。1948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央大学已超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居亚洲第一。

  然而,当在内战中节节溃败之时,这所由蒋介石任终身名誉校长的学府也将面临新的转折。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7日,南京市军管会接管国立中央大学。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快步迎接一个红色新时代的到来。

  1950年9月,满街金桂飘香,大一新生陆锦璧来到国立南京大学报到。他就读的法学院,在当时七大学院中实力非凡设有法律、政治、经济、社会、边政五个系,有教师80人,其中教授、副教授58人,包括著名的社会学家孙本文,法学家戴修瓒、何联奎,历史学家朱锲、韩儒林,经济学家赵兰坪、巫宝三、胡善恒等,师资力量雄厚。这令陆锦璧对未来充满期待。

  然而,尽管大规模的调整尚未开始,陆锦璧已观察到些微的变动。10月10日,校名去掉“国立”二字,成为“南京大学”。同年,南学院最具特色的边政系被取消,社会学系并入政治系,原因是学科具有“资产阶级性质”。南大医学院于1950年7月划归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管理,经费供给由军区卫生部负责,紧接着,1951年2月正式划归华东军区领导,更名为华东军区军医学院。

  1950年6月1日,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其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同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

  南京大学搬至金陵大学,两校的文、理学院合并,另外还并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德文组、震旦大学外文系法文组、同济大学外文组、齐鲁大学天文算学系、中山大学天文系、浙江大学地理学系地理组等,组成新的南京大学。

  金陵大学创建于1888年,早年为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私立大学。1949年后,金陵大学与其他所有教会学校一样,与外国教会断绝关系,改为私立。1952年,以燕京大学为首的21所教会大学,都走到了终点。

  南大其他院系在与其他学院合并的基础上,组建新的高校,包括如今的南京农业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南京林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加上此前已划归军区的医学院,老南大衍生出8个院校。

  还有一些单独的科系被调出。南大知名的文学院哲学系教授苗力田,随哲学系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金陵大学经济系学生吴敬琏,与南大经济系学生一起,调整至复旦大学经济系;法学院的法律系与政治系,包含陆锦璧在内的16个学生,则一起进入华东政法学院。

  至1956年9月,南京大学仅余10个系。这所曾经居亚洲之首的大学被彻底打碎了。

  高校教育体制本身,也走了一段大弯路。许多当初被废置的专业,后来经证明不可或缺,又陆续恢复。

  但是,南京大学仍然难以恢复早先中央大学、国立南京大学时的鼎盛。1959年国家公布首批重点20所全国重点大学,南京大学并不在其列,直到名单扩充到64所时才入榜。

  今年,南京有6所院校都将庆祝其110周年校庆,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它们都将历史追溯到了1902年的三江师范学堂,现在却以6个不同的身份存在着,尽管因此培养出更多的专业人才,但1952年计划经济时代带来的尴尬与创痛,一望而知。刘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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